春晚上的山里娃，和毛不易“写年” | 谷雨
如果故事以“95后回家乡支教”作为开头，就难免陷入一些庸俗的框架。比如，在艰苦环境里励志的故事，乡村教师李柏霖凭借一己之力带学生们办起了一个诗社；再比如，逆袭的故事，这个既不“骨干”也不“先进”的姑娘，带着她的学生们出现在春晚舞台上，和毛不易一起表演节目。故事的结果大同小异，屏幕内外的人，陷入短暂又匆忙的感动。
毕业6年，乡村教师李柏霖不觉得是在坚持。教孩子写诗的一开始，她只是为了提高他们的语文素养，以诗歌作为方法。写着写着，她被他们在诗里自由的创作和表达感动。
六七年的时间，一层质疑黏着一层质疑，李柏霖总要回答同样一个问题，“写诗有什么用”。
说环境不艰苦都是假的，山区的风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李柏霖脸上留下痕迹，青春痘叠着青春痘，山路连着山路，困难接着困难。我问她，来这里教书甘心么？她说，刚开始，看着同学在市里逐渐成为教学骨干，而她还在一点点纠正孩子的坐姿、带他们梳理知识结构，并且发现没什么效果时，说不焦虑也是假的——她因此陷入一段漫长的自我怀疑。
李柏霖曾布置过一个阅读作业，让孩子们把视频发在群里。手机画面的背景是他们各自的家，昏暗的光顺着木质房子嘀嘀嗒嗒地流下来。李柏霖发现，对这片土地背后的肌理，自己的理解还是太浅了。
村庄皱巴巴的，是一个留不住爸爸妈妈的地方。它的官方名字，叫会同，隶属于湖南省怀化市，新闻里对它的印象是，有很多留守儿童、一个刚刚摘掉国家贫困县的地方。大人们像候鸟一样，飞到浙江，或者更远的广州，再在一些被称为年节的日子里，匆忙地飞回来，短暂停留。大山里流淌着多重时间，孩子们漫长的成长时间，和爸爸妈妈在夕阳里飞快穿梭的时间。
一次，快过年了，李柏霖让孩子们给大人写一封信。在一堆歪歪扭扭的字中间，埋了这样一句话，“爸爸你不yao再打妈妈了如果你再打妈妈的话我就不要你zhe个爸爸了。”
逗号和童年一起迷失在这句话的世界里。李柏霖突然意识到，这些情景，正是他们的日常。有孩子会在课间，平静地告诉她，“老师昨天我爸爸去世了”。他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。人们在这里被生死和宿命抽打，这是他们正在经历的最真实粗砺的生活。
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孩子们像野草一样生长。等待幸福的过程太乏味，而困难又是那么寻常。只有诗歌是个意外。
山上的云好看，在天空突然聚积，一朵挨着一朵，金光和红光在上面翻滚追逐。李柏霖把孩子们带到大自然里，让他们观察，记录下今天值得记下的事。有孩子写，“在黄昏下，我伸了伸懒腰，趴在奶奶背上，黄昏学着我的样子，也伸了伸懒腰，趴在了山上。”
月亮怎么不见了？
春晚导演第一次去会同，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。施工队横七竖八地驻在学校里，校门口堆着铁皮，身高不足一米的小女孩，穿着自己身型一倍半的衣服在学校里逛。茶话会上，孩子们在抢板凳，一个小男孩摔到地上，板凳被其他同学抽走了，周围乱糟糟的，但他一直在笑，豁着一颗小虎牙。导演们被这种自然喜悦的生命状态吸引，告诉他们，或许可以上个节目。
那个节目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《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》。在这个被数亿人关注的舞台上，李柏霖要带着孩子们，和歌手毛不易一起，表演一个叫《如果要写年》的节目。
最开始的创意，来自传唱颇广的一首歌《如果你要写风，就别只写风》。歌词写道：如果你要写风，就不能只写风，你要写柳条轻轻柔柔飘入你心中，你要写纸鸢摇摇晃晃飞舞晴空中。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句式，创作一些关于“年”的表达？这个创意最开始被推到春晚技艺节目组组长毕波面前时，他有点拿不准，觉得艺术性不太够。于是导演组找了身边的小孩，加了一些小朋友念的还不错的关于年的诗，插到demo里，“有了那么点意思”，节目被保留下来。
海选从10月持续到12月，导演组从各地学校收集了一万多首诗，它们整整齐齐地趴在执行导演何中石的excel表格里——他也因此被同事嘲笑是干统计的。
在这三个月里，何中石一直在避免把学生当成学校的宣传工具。春晚的总导演也跟他提过，在创作过程中要考虑清楚一件事，这样的节目到底能带给孩子什么。
李柏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。她的答案是，希望孩子们可以被看见。班级里有从外校转过来的小孩，刚来的时候，天天欠作业。李柏霖读到他交上来的诗，他说，影子是一个特别粘人的家伙，踢它打它都不会走，“我想要影子这样的好朋友。”
转校生的融入是漫长的跋涉，李柏霖从诗里读到了孤独。她把这首诗在讲台上读了5遍，带着大家一起读。那个男生的脸，嗖地一下红了，第二天，好久没写的作业主动交了上来。诗歌发表那天，男孩高兴地和老师说，如果写诗都可以的话，我也可以写故事，还能做好多别的事。
这里的孩子往往承担着很多年龄之外的责任。比如，要照顾六七十岁的奶奶，要照顾刚学会走路的弟弟妹妹——生活的重担，理直气壮地压在他们身上。在新闻报道里，他们被统称为“留守儿童”，他们的“被看见”，也往往带着同情、怜悯、审视和高高在上。而李柏霖想要的，是这些孩子“可以作为熠熠生辉的个体被看见，而不仅仅是同情”。
毕波导演对我说，他印象最深的一首诗是《月亮怎么不见了？》“你知道么，在大年三十这天晚上，是没有月亮的。”他说自己活了30多岁才发现这件事，这群孩子，在十多岁的时候就观察到了。
关于月亮去哪儿了，孩子们给出的答案是，在这一天，“月亮被新年请来当灯笼了”。
观察月亮，是大山给这个距离县城6小时车程的小学校，最最慷慨的礼物。夜里的操场，一抬头，一整片星空都是你的，可以慢悠悠地看时间从头顶划过。中秋节那天晚上，李柏霖带着孩子们出去玩，他们在后面一边蹦一边叫。有女孩看到月亮挂在天上，想把它摘下来尝一口。但遗憾的是，她觉得不好吃，又放了回去。
从一万多首诗里，李柏霖和她的学生们脱颖而出。导演组又让他们以“年”为主题，创作了几首诗，用在节目里。
就这样，李柏霖带着12个孩子，坐了六七个小时车，从会同来到北京。
水土不服混合着来到大城市的兴奋，把孩子们砸晕了，有的人还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流鼻血。央视演播厅太大了，一开始，他们找不到机位，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。让他们对着镜头笑，一个孩子笑着笑着就哭了，李柏霖赶紧问怎么哭了，孩子说，我笑哭了。
舞台好大，他们不知道该干嘛。
何中石试着让孩子们和台里的哥哥姐姐打招呼，带他们去自己负责的另一个节目《看动画片的我们长大了》的后台去串门，努力让他们和现场建立连接。他问他们，长大了想做什么？有人说，想当飞行员，有人说，想当画家，有人说，想当设计师。现场的一些叔叔阿姨很开心，告诉他们，自己就是设计师。
《如果要写年》是春晚上的一首歌，毛不易在前面唱，孩子们和李柏霖在舞台上表演。为了适应表演节奏，李柏霖带着他们做游戏。规则是，嘴要闭上，通过动作和眼神来告诉别人自己要什么。他们慢慢发现，原来不说话时，还可以用身体和眼睛表达自己。
孩子们写的关于“年”的诗，也被做成立体书，在节目中展示。这是一个很少在电视上呈现的道具。但负责节目舞台呈现的视觉导演江宇昊觉得，他们日常写诗就是写到本子上，与书的形象很贴合，也可以让诗和歌里的所有意象，都有立体化的呈现。于是江宇昊找到给《宝莲灯》设计立体书的岳向辉，花了半个多月，立体书被做了出来，上面一页一页都是孩子们写的诗，包括那首《月亮不见了》。
这本书有二三百公斤重，从通州运过来，一路上免不了磕碰。又要把它搬上舞台，装上轮子，让孩子们可以拉动。要不要减配重？要不要多加一些轮子？道具来来回回磨合，每次排练之前，都要花大量时间检查，是不是一下能拉开，孩子能不能拉得动？
把春天带给别人的人
写诗的故事，是从“棉花吐出了丰收”开始的。
二年级的语文考试，李柏霖让孩子们写比喻句，要对“葡萄像一串紫色的珍珠”进行仿写。
有孩子写，“棉花吐出了丰收”。这不是一个标准意义的可以被判为“正确”的答案。
“谁能觉得丰收是棉花吐出来的？”李柏霖反问，它白白的、胖胖的，一张嘴，什么都被它吐出来了。
在试卷上，李柏霖打了叉。但后来，她把这句话抄在黑板上，让大家读，说写得好，说离开了这个题目，这句话值100分。
“棉花吐出了丰收”像一颗石子，击中了湖心，让李柏霖看到孩子们藏在水面之下的想象力。涟漪就是，她开始教孩子们写诗，把它当作提高语文素养的一个抓手。
写诗还是从仿写开始，但这种方式很快被李柏霖抛弃。仿写只能跟着别人的思路去写，她不想这样。
她带孩子们读诗，读胡适的“两个黄蝴蝶，双双飞上天。不知为什么，一个忽飞还。”告诉他们大诗人也会写这样的口水诗。她想让孩子们知道，写诗不是那么难的事，那就试一试吧。
还是写不成句子，那就把课堂变成主题课。比如春天，李柏霖让他们依次说春天的特点，有人说春天是唱歌的蛐蛐，有人说春天是散发香气的桃子……到后面，一些有趣的词开始蹦出来，有人说，春天是刚睡醒的桃花，还有人说，春天是浑身是汗的爷爷。
一些班级之外的孩子觉得好玩，也加进来，李柏霖索性弄了个诗社，一开始20多人，后面变成40多人。
李柏霖希望他们能从日常琐碎中，捡拾起美好的碎片。她写过一句话，说她喜欢秋天里，太阳落下的时候，像天空角落挂的红灯笼。她读给孩子们听，让他们也去秋天里，去找最能代表这个季节的东西。孩子们找到了天空、河流，还有枫叶，把时间和季节，凝固在巴掌大小的叶子纹理上，说秋天的落叶，像一面红色的镜子，照着春夏两个季节。
学校后面有片小树林，李柏霖鼓励他们去找落叶，把诗写在上面。于是有人找到了一团燃烧过的芭蕉叶，歪歪扭扭的黑色的字，在上面蜿蜒地爬，“小小的叶子上，睡着一只毛毛虫，睡着睡着就有蝴蝶飞出来了。”
也有孩子写，“我是一棵树，只有叶子陪我，到了秋天连叶子也陪不了我。”
“现在是谁在家里？”李柏霖找到写诗的孩子。
孩子低着头，搓一搓脚，“爷爷和奶奶在家，爸爸妈妈打工去了。”小女孩几个字几个字地往外蹦，这是她能说出来的最长的句子了。
诗歌成了情绪的晴雨表，李柏霖会根据孩子们的情况，设计一些游戏。在搭桥的游戏里，几个人并排在一起，组成一座桥。哪座桥最先摆到操场的另一边，他们的队伍就赢了。这个游戏要相互配合，孩子们尝试着迈出关于友谊和合作的第一步。
诗歌越写越好，里面也装下了越来越多的字，和秘密。
李柏霖有一个什么都知道的纸壳箱。孩子们写在本子上的诗，撕下来，参差不齐地折叠成小方块，塞给她。李柏霖挺开心，一抓一大把，放到箱子里。
“我每天都不想回家，因为家里有不爱我的后妈。”李柏霖读到这首诗，去和孩子亲妈沟通，说孩子挺想你的，说他现在特别不适应。妈妈这才有所觉察，时不时地把孩子接过来住。在妈妈家的那一周，小朋友会开心很多，李柏霖能感受到。
“我的妈妈很可怜，她没有房也没有车，但她还有我。”有人在诗里写。
生活的黑暗，似乎在一点点地变淡。
一个清明节，李柏霖收到一首诗，“奶奶带我去见外婆最后一面，那天我哭了，像被大火烧坏了眼睛，但外婆再也没有哄我。”外婆是家里唯一一个会把糖留给他吃的人，生活把外婆和糖一起带走了。
李柏霖知道，一些问题诗歌可以解决，一些问题诗歌解决不了。她只是觉得，如果现实一定包含一些黑色，至少可以改变看待和解释它的方式。文学，有时可以成为我们为数不多的武器。
有一个春天的故事，李柏霖挺喜欢，老讲给孩子们听。班里组织春游，有个孩子生病不能去，其他人有的带回来一片叶子，有的带回来一朵花，给那个不能去的同学。她知道，除了像铅一样沉重的黑，生活中还有很多温暖的力量，可以被信赖。
坦荡地接受阳光，也坦荡地接受阴影
“你们觉得伤仲永，伤他的有哪些人？”春晚排练间隙，李柏霖把这个问题，抛给一起来北京的同学们。
有孩子说，是仲永自己，因为他放弃了学习。也有孩子说，是他的父母。
还有么？李柏霖问。
隔了很久，一个小孩说，“还有那些宾客。”
“对，请他去这儿去那儿的宾客，但是好像他们也没关心他究竟有没有进步。你们也是这样。”
春晚临近，节目表演完马上就要回去了。李柏霖担心孩子们见到了外面的世界，适应不了自己的小家。她更不希望春晚之后，孩子被当成频繁表演的工具，“还是要回到正常的成长上。”
见到李柏霖这天，距离春晚还有三四天时间，导演给他们放了假。毕波担心过度排练，孩子身上的纯真会被榨干。
在李柏霖住的宾馆里，她给我看手机里存着的一幅画，是班上同学画的大山。
山上，一层绿色交替着一层褐色，深浅不一地拼接到一起。
一座山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颜色？画画的小孩说，绿色是爸爸的爱，褐色是爸爸的缺点，褐色很多，但爱会掩盖它。
“看待世界的视角变了，生活就会变得浪漫。”李柏霖解释。诗歌让孩子在不同的世界里短暂居住，告诉他们，怎么坦荡地接受阳光，也如何坦荡地接受阴影。
不少升到六年级的孩子，来诗社的时间变少了。留在家里上学还是进城去找父母，他们需要面临更严峻和逼仄的选择，未来要去哪里。
周末的时候，李柏霖买来空白风筝，让他们把理想写到上面。理想随着风筝，被带到天上。这个想法来自《红楼梦》，黛玉她们放风筝，风筝飞到特别高的时候，把它剪掉，烦恼就都被放走了。
在风筝上，有孩子写，想当老师，也有孩子写，想当宇航员，把诗写到太空里，让外星人也看见。
这些文字，被李柏霖一个字一个字敲在电脑里。她自嘲这几个月的word水平越来越高。投了几个出版社，没啥回应，她就自己把诗集打印下来，发给孩子。
李柏霖向我说起余华，那篇《包子和饺子》她一直记得。“我活了三十多年，不知道吃下去了多少包子和饺子，我的胃消化它们的同时，我的记忆也消化了它们。”
李柏霖努力记录下生活中这些“包子和饺子”，帮她和孩子们，对抗一部分“胃酸”和遗忘。
六七年的时间里，她总是不得不回答“写诗有什么用”的问题。有时质疑被简化为：“写诗可以提高成绩吗？”如果功利的看，写诗的孩子成绩不比别人差，甚至，他们的成绩变得更好了。但李柏霖始终觉得，成绩只是成长的衍生品，孩子成长了，成绩才会变好。
她知道，哪怕上了春晚，在这样的时代，写诗也不构成一个职业，更不能完整地养活自己。孩子们还需要迎接诗歌之外，更广袤的生活。“但如果有一天，他们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同时也在写诗，保存浪漫看世界的角度，这有多棒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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